亲妹妹谈川岛芳子为何当汉奸：她想复辟大清朝

川岛芳子（资料图） 本文摘自《名流沧桑》，《名人传记》编辑部编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末代清皇室历史上，有两位女性不得不提：一位汉名叫金璧辉（即川岛芳子），一位汉名叫金默玉（中国最后一位格格）。二人是亲姊妹，前者已死去多年，而后者尚健在。     2007年7月，笔者赴北京采访，结识中国京剧院一位著名演员。闲谈中述及清宫戏及票友，他谈到了金默玉，说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目前是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的校长。我对她的传奇人生很感兴趣，于是搭车赴廊坊，专程采访了她。     下午4时，在一座商品楼一套敞亮的居室里，笔者见到了金默玉校长。她中等身材，圆脸略方，烫发，戴一副淡棕色大眼镜，说话间时时露出微笑，有一种成就感。然而她却很谦恭、热情，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她的生活习惯像个前卫的艺术青年，夜里通宵看电视，喜欢看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比赛，有时也看看京剧，看到次日凌晨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两三点钟起床。我们的话题从她的家庭说起，后来就说到了她的姐姐--川岛芳子。     姐姐成了日本人的养女     我原名叫爱新觉罗·显琦，父亲给我起汉名金默玉，暗喻"墨玉"，这种玉是美玉中的珍品，起这个名是图个吉利。我于1918年出生于辽宁旅顺。父亲是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努尔哈赤的弟弟后裔第十世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在八大世袭家族中居首位，身份显赫。他娶了一个王妃、四个侧妃，共生下三十八个子女，其中男孩二十一个、女孩十七个。我母亲是年龄最小的四侧妃，她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满族名爱新觉罗·显叇，在女孩子中排行十四，后来起汉名金璧辉，暗喻"金碧辉煌"，企望她今后能够大富大贵。父亲将她送给日本人川岛浪速当养女，分手时给她起名东珍，希望她东渡日本之后，能被当做东洋的珍宝来对待。后来川岛浪速给我姐姐改了名，这就是"川岛芳子"。我是最小的女儿，排行十七，哥姐们都叫我"十七妹"或"小不点儿"，家里奶妈、佣人都尊称我为"十七格格"。这就是说，我是中国最后一个格格。论皇室辈分，我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胜利，各省纷纷宣告独立。第二年2月2日，官拜护军统领、御前大臣、民政尚书的我父亲扮成商人模样，由日本人护送，从北京逃到东北旅顺。同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从那时起，我们全家就定居旅顺。1918年我在旅顺出世时，我家已流亡了六年。在清廷执掌天下时，我们是钟鸣鼎食之家，北京城流行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可见当年我们家富裕的程度。我们家在北京、大连、旅顺都有大批地产，全家人吃穿不用犯愁。逃亡旅顺时期虽无昔日鼎盛的气象，但家庭生活与做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变。     我姐川岛芳子生于1906年，比我大十二岁。父亲想通过川岛浪速，依靠日本人的势力，策划满蒙独立，于是将十四女送给他当养女。川岛浪速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来上海，住在日本东和洋行上海分店，为没有固定职业的浪人。后来，他充当日本谍报人员的助手，绘制从长江口到杭州湾一带的海防设施图。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充任日军翻译。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他又充任日军司令官翻译，并结识我父亲肃亲王，被任命为京师警务学堂学监。他担当此职后，又为亲王的女儿们创建了一所学堂，担任总监。我姐成了川岛浪速的养女后，他同我们家就成了亲属关系。川岛浪速是日本间谍，也是个大骗子。1922年，我父亲死后，败家子哥哥们托川岛浪速卖掉我家在北京、大连、旅顺的房产，而他竟私吞有一半房款。     走上一条由父亲、养父安排的不归路     我姐的性格与我有相同之处，也有畸形的脾气。她小时就有野性，好强争胜，刁顽任性，我行我素，变化无常。她在日本丰岛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不听老师的话，经常和男同学吵架，对着干。读松本高等女子学校时，每天骑马上学，高兴了就去上课，不高兴了连续几天教室里没有她的人影，令校方大感头疼，以致她回国奔丧后重回日本，学校坚决不准她复学。此事川岛浪速并不在乎，而是向她灌输"注重纪律，不怕苦，不怕死"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希望她继承父亲的事业，实现复辟清王朝的梦想。所以她有冒险精神，像男子汉一样敢于冲锋陷阵。     我在国内读书时，有一点儿"犯上"，与她相同。按照家规：每个女孩子去上学，要由奶妈或"看妈妈"陪同一起去，我觉得别扭，坚决不要。姐姐们因此叫我"革命儿"。川岛芳子花钱如流水，我也大手大脚。日伪统治北京时期，我在一家公司当顾问，亲朋好友来公司买东西，我总是把手一挥，豪爽地说："你们不用掏钱了，账记在我头上。"我高兴的时候，就对女同事们说："今儿我请客，吃西餐去。"这样大方，我每个月的薪水早早就预支完了。人家背后窃窃私语："金默玉摆千金小姐派头，喜欢当冤大头！我们不吃白不吃。"     川岛芳子与我的理想不一样，她一心要做清王朝的孝子贤孙，一心为复辟之事奔忙。我呢，则想当个"无冕之王"--女记者，或歌唱演员。家里人听到我说这话，一个个吓坏了：一个格格怎么能抛头露面，去做职业妇女呢？我像父亲那样固执，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现在是民国时代了，妇女出去工作自食其力，天经地义！再说，当记者到处采访，还可以游山玩水，多自由自在呀。当歌唱家也不赖，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出风头……"我没有卷入政治斗争，与我年轻时的理想很有关系。     我姐走的是一条由父亲、养父安排的路。她的野心太大，说起来令人出冷汗。父亲病故后，川岛浪速遵照他的遗愿，将已二十一岁的姐姐川岛芳子嫁给内蒙古土豪世家巴布扎布的第九王子甘珠儿扎布为妻。甘珠儿扎布性格懦弱，与川岛芳子的刚强性格截然相反。婚后不到两年，她就离了婚，抛开了丈夫。从此，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满洲、内地、日本三地之间飞来飞去，往来穿梭，为复辟满清、实现生父满蒙独立夙愿，四处奔走，尽展阴谋手段。     参与谋划并挑起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川岛芳子有几件事最令我难忘--1928年，她二十四岁时只身来到上海，结识了将其带入日本间谍圈的领路人--陆军少佐田中隆吉，心甘情愿地做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走卒。她生性聪慧，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汉语会讲"京片子"，又学会了上海话，田中隆吉又教会了她一些英语和开车。她还能写诗作画，据说上世纪30年代日本流行歌曲《蒙古姑娘》、《驼铃》就出自川岛芳子之手。她以美貌和多才多艺混迹于上流社会，为日寇搜集情报，被称为"东方的玛塔·哈莉"（玛塔·哈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德国和法国的双重间谍，一个以色相获取大量情报的妖艳女人）。     1931年，奉田中隆吉之命，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川岛芳子于同年10月上旬赶赴奉天（今沈阳），投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麾下。此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筹建伪满洲国，日本人已将溥仪劫持到旅顺软禁。川岛芳子又一番花言巧语，连哄带骗，说动了婉容皇后，并由她陪同，双双化装成男子，搭车，乘船，长途跋涉，从天津安全抵达旅顺，不久即与溥仪"团聚"，为建立伪满洲国创造了"皇帝与皇后同时登场"的条件。世人称川岛芳子是"天才的说谎者"，建立"满洲国"她立下了大功。     1931年，川岛芳子积极参与谋划并挑起了"一·二八"事变。这一年12月17日，川岛芳子奉命回到上海。她和田中隆吉连日密谋在上海挑起事端，为日寇扩大侵华战争找借口，他们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划。1932年1月18日傍晚，他们命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带领信徒五人，向位于引翔港马玉山路的上海三友实业社总厂大门走去，肆意挑衅。会说上海话的川岛芳子伪装积极抗日，唆使三友实业社数十名爱国职工突然袭击了那几个僧侣，使其中三人受伤，名叫水上秀雄的和尚于24日死去。"和尚事件"发生后，田中又让川岛芳子将一笔经费交给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支那义勇团"，委派重藤千春宪兵大尉指挥这批三十余名青年同志会会员，以追捕杀手为名，于1月20日对三友实业社进行报复性袭击。这些狂热的侵华分子纵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日本驻沪总领事趁机向上海当局提出四项蛮横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严惩凶手；三、负担被害僧侣医药费、赡养费；四、立即解散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取缔抗日活动。川岛芳子对驻沪总领事说："这最后一条要求最重要！"可见她颇有心计，抓得住斗争要领。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遵照南京国民党政府关于不抵抗的指示，一再退让，委曲求全，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四项要求。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认为他们在上海挑起的中日冲突规模还不够大，未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于是继续煽风点火。他们用手枪威逼有影响的在上海经商的日本民间人士福岛喜三出面请求帝国政府立即出兵上海。川岛芳子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经常出席上流社会的舞会，从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嘴里掏出了"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她又以记者身份从蔡廷锴军长那里，摸清了十九路军坚决抗战的意向。情报密告日本东京，日本政府根据上述情况，悍然决定侵犯上海。就这样，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川岛芳子认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从他嘴里得知上海国民党系统的银行已濒临破产边缘，国民党政府希望停战。日本政府得到川岛芳子的情报，得以站在优势的立场结束了战争。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正式签字。唐有壬以泄露情报罪受到追究，命在旦夕，川岛芳子将其隐藏家中。孙科也因泄露情报罪受到蒋介石的弹劾，川岛芳子受命协助孙科逃离上海前往广东。     "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是川岛芳子参与策划的"日本和尚事件"！为此，关东军高参板垣大佐对策动"一·二八"事变的阴谋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多亏这一击，满洲独立才得以成功！"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也为自己的这一"杰作"而飘飘然，洋洋得意。川岛芳子从此声名鹊起，被赞为"丽人手腕，东方谍雄"。她的名气大了，我则被世人骂为"大特务、大汉奸的妹妹"，抬不起头来。 由日本间谍变为"安国军"的金司令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川岛芳子以"满洲建国"的功臣自居，狂傲跋扈，不可一世，搬弄是非，胡作非为，影响干扰了日本军方的行动，引起板垣征四郎的不满。1932年4月，板垣征四郎命我哥宪立从上海将川岛芳子接回大连。     川岛芳子是个不安分的女人。回到大连不久，她就投靠伪满军政部顾问多田骏大佐。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稳定局势，不断招兵买马，以对付满洲的抗日力量。川岛芳子认为再造辉煌的时机已到，便向多田骏毛遂自荐，口出狂言："荡平满洲叛逆，无需日本操劳，我对中国人很了解，尤其熟悉人情、地理，只要本人出马，必能所向披靡，马到成功！"她小时候就这样狂妄，与男孩子吵架，不斗倒他们不罢休。到了成年，喜欢穿西服，女扮男装，要像男人，总想出人头地。多田骏被川岛芳子口若悬河的辩才说服了，当即将招募来的三千多士兵交给她，并给这支部队命名为"安国军"，任命川岛芳子为司令。我的七哥金璧东曾任伪满中将司令，在满洲颇有威名，川岛芳子便随之改名"金璧辉"。至此，川岛芳子由一个日本间谍摇身一变成为"安国军"的金司令。     1933年2月17日，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热河省位于今天的辽宁省、河北省和内蒙古的交界处，地理位置重要，同时盛产鸦片，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金璧辉看中了这块"肥肉"，率领她的"安国军"，积极参加了热河作战。清朝格格率部打仗，她可能是第一人。她不懂军事，虽指挥无方，因是女司令，倒也起到了鼓舞日军士气的作用。     "满洲国"建立后，抗日部队马占山、苏炳文两支人马很活跃，使日伪军很头疼。金璧辉诡计多端，使出了诱降苏炳文的特务手段，她拟订了一个大胆的劝降计划：乘飞机利用降落伞降到呼伦贝尔苏炳文的控制区，以高官厚禄为诱饵，诱降苏炳文。别的女人哪有这种魄力？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川岛芳子敢于这样冒险！这个计划得到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和多田骏的赞许。川岛芳子也因此得到了主子们的赏识和推崇。     抗日英雄马占山入关后停息天津。调任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命川岛芳子刺杀马占山。川岛芳子扮成舞女，设计谋害马占山，因被马占山的警卫发觉，未能得逞。其后，川岛芳子又受命勾结前骑兵师长郭希鹏、丰台暴徒首领张权本协同制造暴乱事件，同时暗中策动冯玉祥手下的善变将军石友三等投靠日本人，秘密组织"华北自治委员会"。川岛芳子的心肝坏透了，她完全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1935年年底，川岛芳子失去了利用价值，被军方打发回了日本。她很气愤，时常发表一些抨击日本的言论，发泄不满情绪。她并非觉醒，而是"狗咬狗"的心态。     "日本人不会败"的预言失灵，川岛芳子恶有恶报     川岛芳子贪图享受，挥霍无度，她很想捞钱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全面侵占华北，川岛芳子认为发国难财的机会到了，乘机钻入天津。她首先将日租界内松岛街的东兴楼饭庄据为己有，攫取钱财。她还利用驻扎北京城外的宪兵队长田宫少佐，大做无本买卖。田宫少佐把中国资本家抓到宪兵队，由川岛芳子出面，向被捕者家属勒索财物。她还引诱日本军官将物资偷运到黑市出售。这一时期，她在日本军部将军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日本饭庄的女老板而已。对她的贪财行为，中国商人背地里都咒骂她："这个恶毒的女人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     川岛芳子目空一切，什么人都敢惹。1942年，她因殴打日本宪兵，再次被遣送回日本。一年后，从日本又回到北京后，再也没有大的作为。我问她："姐，你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凶狠地残杀中国同胞，就不怕遭到报应吗？"她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奸笑道："我投靠日本人，是为了复辟，重振清王朝的雄风。玩政治嘛，无毒不丈夫，不能在乎杀人。至于报应，那就听天由命了。我相信强大的日本人不会败！"     然而，川岛芳子认为"日本人不会败"的预言失灵了。1945年8月15日，她在北京的住所从广播中听到了日本天皇的声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听到这里，川岛芳子浑身颤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双十节"那天，一群国民党宪兵进入北京东四九条胡同三十四号搜捕川岛芳子。当年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川岛芳子，如今失去了日本这座靠山，只能束手就擒。当时喜欢睡懒觉的她还没有起床，身上只穿了一件浅蓝色睡衣。当她被戴上手铐那一刻，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她的秘书、日本人小方八郎不忍看她那样，便让女佣给她找了件上衣穿上。小方八郎同时被捕。最初，川岛芳子被关在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后来转移到北新桥炮局子胡同前日本陆军监狱。在三平方米单身牢房中，川岛芳子受到一般在押犯享受不到的特别优待。基于这种待遇，她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那时戴笠的得力干将马汉三负责惩治汉奸的工作，任北京肃奸委员会主任。一天，一巨商登门拜访马汉三，带来十八尊金罗汉，恳求马刀下留人，释放川岛芳子。马汉三财迷心窍，贼胆包天，竟真的偷偷释放了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走出牢房，急匆匆回到家里，悄声对我说："马汉三准备将我遣送日本，你留在北京也不安全，不如跟我一起走吧。"我经过思想斗争，一口拒绝："我没有当过汉奸，没有害过中国同胞，我不走。"     不久，马汉三包庇川岛芳子事发，戴笠飞赴北京处理，命令马汉三立即抓捕川岛芳子。随后又将马汉三收受贿赂一事也查得清清楚楚。     历时两年调查取证，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汉奸兼间谍罪判处川岛芳子死刑。她罪有应得，命归黄泉是早晚的事。1948年9月，蒋介石下令将马汉三和他的几个同谋处决（1946年3月16日，戴笠被马汉三命人安放的定时炸弹炸死在飞机上）。     受株连坐牢十五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迎来了新生活。1954年，我三十六岁时，与著名国画家马万里结婚，婚后美满幸福。讵料，1958年2月，我突然被捕，罪名有二：一、肃亲王的女儿；二、日本大特务川岛芳子的胞妹。     川岛芳子生前做坏事、发大财的时候，我没沾过她的光。她死后，我却受她的株连而获刑十五年。我不怪人民政府，要怪就怪我姐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不连累丈夫马万里的前程，我主动与他离婚。     我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十五年岁月，1973年刑满释放后，政府安排我在天津茶淀农场当工人。我与一位会讲上海话的人结了婚。1976年，我因患多种疾病"病退"。1979年，我写信给伟人邓小平，要求重新工作，得到解决，从天津回到北京。1996年5月，我在河北廊坊市开发区开办了一所民办爱心日语专修学校，我当了校长。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     回顾大半生走过的道路，我姐逆潮流而动，弃民族大义不顾，自取灭亡，我未参与姐姐的政治活动，不随哥哥们去香港，而是留在大陆干自己喜欢的事，这条路走对了。现在我的心情特好，感谢邓小平，是他为我们创造了施展才能、大干事业的条件。

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三）

岂容“翻案”

——把汉奸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其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重要需求”“出于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

这完全是一种为汉奸张目的歪理。诚然，人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舍生取义、捐躯为民，是必须始终不渝坚守的核心价值；对一支军队来说，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是无论何时何地的惟一选择。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行为准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面前，“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汉奸们的这种“苟活”还有一点正义的良知和生命的尊严吗？

倘若按照上述“汉奸理论”行事，活着就是“最重要需求”，为国捐躯倒成了“傻老冒”，中国人还能站起来吗？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1942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东条英机抽着烟，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其二，有人公开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

这种论调可谓荒唐至极。作为十八九世纪帝国主义的产物，“殖民”一问世，就是带着血腥和掠夺印记的东西。一个国家进步与否，和有没有被殖民没有必然联系。像非洲许多国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没有什么进步发展，反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些许小利，却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暴行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完全靠殖民，实现经济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种没有一点正义感的虚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背叛同胞，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能在历史上起到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何谈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国绝不能成为仰帝国主义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愤懑的是，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公然为汉奸翻案的言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线。

稍微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国投敌给当时抗战局势造成“超级震荡”，不仅直接削弱了抗日实力，打击了抗战信心，而且帮助日本人屠杀抗日军民，筹粮筹款，掠夺资源，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完全沦为侵略者的打手和帮凶。一个出卖民族尊严的人，怎么会是“英雄”？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怎么会“没有错”？

汉奸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卖国贼。不论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打着什么华丽旗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面对所谓“和运”“保民”“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称，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该提案时脸色发白。

想不到，当年汉奸卖国“视降敌为保民，称亡国为和平”的陈词滥调，今天居然成了为汉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据。

英雄岂容亵渎，汉奸岂容美化。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时尚，则离亡党亡国真的不会太远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历史验证了一条真理：凡是出卖祖国，甘当汉奸走狗的民族败类，最终绝无好下场。汉奸们的叛国罪行，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汉奸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痛定思痛

——中国还会再出汉奸吗

汉奸，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永难消除的一块伤疤。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汉奸现象”并未绝迹。

君不见，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


君不见，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已经或正在成为敌对势力捕猎的对象。

君不见，今天的中国产生汉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势下有了某种“创新发展”。

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假设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重新打响，“维持会”“皇协军”会不会再度登场？

一个非常现实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应该怎样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致力国家强大。汉奸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敌的侵略？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又怎么会有汉奸的大量出现？物质基础影响或决定政治选择。只是简单地提“爱国”口号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民族由大向强跃升的同时，更多地让人民群众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体味国家理念，涵养家国情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从根本上祛除了产生汉奸的条件和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慑外敌的强大软实力。

——砥砺民族气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坚定的志气和节操。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脊梁，这个脊梁弯曲了，整个民族都会低头。人格是国格的基础。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汉奸心态不除，民族脊梁难硬。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民族精神，你经济力量再雄厚，也不过是强盗手中的窃取之物。“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起来，才永不颓谢”。

——高擎法治利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饱受汉奸之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对“汉奸现象”采取了超过一般暴力的残酷镇压和道义谴责。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一旦发现战争期间的通敌者统统依法枪毙，对于叛国者起到了强力震慑的作用。有的国家还专门立法，惩治那些“汉奸”及为“汉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历史上深受汉奸之害、而今又厉行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对汉奸卖国贼及其为之翻案行为狠狠打击，彻底整肃，决不手软。

——锻造忠诚品质。习主席强调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忠诚是当代革命军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只有保持纯而又纯的“忠诚度”，坚定政治信仰，不做“两面人”，克服“伪忠诚”“亚忠诚”现象，才能塑造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大是大非见忠诚。在新的征程上，面对不见硝烟的战场，我们需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同诋毁英雄、美化汉奸等错误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一种社会赘瘤，“汉奸现象”应时而生、应时而灭，而我们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同“汉奸现象”作斗争正未有穷期！

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二）

国家之耻 ——汉奸资敌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 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 后唐时期，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让中原门户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 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 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1940年，贝当会见希特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了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绝不能重演！ 历史“怪胎” ——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讯汉奸陈公博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汪精卫及梅思平等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资料图片） 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汉奸现象”的泛滥，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 “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 所谓“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与其野心勃勃、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自嘲为蒋记“账房先生”“秘书处”。故此，另辟蹊径，再起炉灶，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领袖欲”，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当年竟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周佛海在汪伪政府成立时的留影 从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灵魂是多么肮脏、丑陋和低下。 与大汉奸相比，低级点的汉奸理论就是“人总得活着”。当问及作为中国人为何当伪军不当八路军时，有的伪军竟作答：伪军有军饷，能养家。 其实，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灵魂。 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独裁统治，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外强凌辱，国运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 何以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谕戒。与此相反，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有一句近百年不变的铮铮誓言：“永不叛党”。历史上党内虽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 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中日“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实话。在共产党的字典里，确实没有“投降”“变节”的字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成为危难之际全民族奋起抗战的价值引领；共产党人用“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壮举，给一个饱经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苍冥”的英雄之气。

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一）

1935年伪满皇帝溥仪访日 原标题：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 文/刘新如 一个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 7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 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我们赞美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数中华义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 历史因多元、复杂而愈显其波澜壮阔。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汉奸现象”，彻底扫除美化汉奸的雾霭，对于培塑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巨大精神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沉渣泛起 ——民族抗战中的一股历史逆流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对这一传为笑谈的镜头，我们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说“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据清人《汉奸辨》云，“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 作为一个王朝，“汉”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帝国形式的稳定实体，作为帝国子民一个文化符号——“汉人”，其奸细自然被称为“汉奸”。 汉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鸦片战争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汉奸。到了清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媚美、英、法、意、葡、西诸列强之各色汉奸多了起来。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个出产汉奸的历史。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的屡屡得手，“汉奸现象”的历史沉渣泛起滔滔浊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就已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 然而，汉奸余孽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

从志士到叛国者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1910年，赴北京谋炸摄政王，事泄未成，被捕入狱，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悲壮诗句。

1925年，汪氏加入孙中山北上行列，成为着名的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随后，汪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从法国归国，在武汉主持发动“七一五”政变，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在对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两月后，蒋汪反共合作，“宁汉合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氏虽在口头上也高喊抗战，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称“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从抗战开始到南京沦陷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进言和平”，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以汪为首，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集团，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汪精卫与周佛海等勾结，导致了国民党抗日阵营的分裂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下场：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

汪精卫解释自己为何要做汉奸

汪坚信抗战必亡国灭种，且认为自己同日本签的文件算不上卖国契 抗战期间，汪精卫在日军羽翼下，建立“伪国民政府”，名义上将除东北以外的各个伪政权统一在了一起。对此投敌之举，汪精卫有一套看起来“合情合理”的辩解，以掩饰自己的汉奸行径。 汪精卫投敌的最大理由，是所谓“战必大败”。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卫自谓，若“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但他又说，“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汪精卫遂从重庆出走，在1938年12月发表“艳电”，一步步成为汉奸。 汪精卫后来一再为自己的“主和”主张辩解，称“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因此“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就要“国亡灭种”。只有先“恢复中日和平”，再“确立东亚和平”，才能“复兴中国、复兴东亚”。 在汪精卫而言，他起初不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但到了实际谈判时，他才发现日方殊无诚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约”，规定中国“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皆“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陈公博看到密约后，对影佐祯昭说，这“简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国。”影佐也不讳言：“在目前不能说日本没有这个意思。”陈公博将对话内容告知汪精卫后，汪回答：“我们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国。”对此他并不自信，只是声称：“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等国使节交谈。 汪口头上一再辩称欲为国家保存元气，但伪政权并没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汪精卫一再以“卖身救国”自我辩解。汪自称投敌的目的是，“目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南京伪政权成立前，汪精卫又对追随者说，他们要“管理者为业经沦陷之土地及人民，所争者为敌人已经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为国家之元气与沦陷区人民之利益，固不能于后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敌人”“故我等在南京组府，不但于抗战无害，而反于抗战工作有所辅助，亦未可知”。 但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助纣为虐，协助日军压制民众、征收物资，其基层官员还横征暴敛。仅举一例，伪县署规定办理“县民证”，收取纸张费用2角，“但官与吏上下交征，准伪县署以下区乡公所加收至每纸五角，而主办之伪员竟索至七角，最后送达差役则所取一元，如此交征，小费多于正费10倍，闭塞之乡领用‘县民证’者，更须二元三角”。如此盘剥，谈何保存“沦陷区人民之利益”？ 汪精卫对组建伪政权的种种规划，乃是基于几个错误判断。其投敌前后，正是抗战最艰难时期。广州、武汉相继沦陷，美、英等国也没有开展全面援华的表示。这使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相信，“日军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战争必不致发生”。而当时确实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后来追随汪精卫投敌的一干人外，所谓“低调俱乐部”中还有胡适、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会使中共坐大的观察，汪精卫很自然地认为，主和是大势所趋，要保存中国，就只有同日本和谈。谈判时，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以为登高一呼，云南、广西、四川等省就会群起响应，到时不愁没有与日本谈判的筹码。然而汪精卫的大多数判断都错了，汪伪政权没能招降到任何实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后，非但重庆等后方城市没有被占领，太平洋战争又复爆发。蒋介石“苦撑待变”的战略成功了。 汪精卫因死于日本战败前，未能留下一份详尽的自白书。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当于汪精卫遗嘱的文章——《最后的心情》在香港发表。对于此文真伪，至今尚存争议，然其内容实不失为汪精卫的一个“自辩”。尤其“今铭在宁六年，明知日方将败，而仍继续以之为对象磋商者，则以国事虽有转机，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鲜明地表现了汪精卫对中日战事的看法，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发生了根本改变。其投敌正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张作霖为何沦为卖国巨奸？

               

在整个东北沦陷史上，张景惠（1871 或1872-1957 或1959 年，辽宁台安人）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张景惠出身贫寒，家中开过豆腐坊，小时候只上过一年私塾，成年后毕业于奉天陆军讲武堂。他曾与辽西一带的匪首勾结，依靠“说票”（指在绑匪和被绑人家族之间谈价钱的人）、赌博为生。1901 年，他加入地方民团，组织团练，为台安县八角台镇的大地主当“护勇”。后来，张作霖在与其他匪首争夺地盘时失败，率17 名匪徒来到八角台，与张景惠一同在八角台担任“地方保险”。不久，他们被官府招抚，张作霖出任奉天西路游击马队帮带，张景惠则在其手下出任中哨哨官。
自从投附了张作霖，张景惠一路仕途亨通，直到1928 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在由北平返回东北的途中魂归故里。其实，日本人所埋的炸药引爆时，张景惠与张作霖在同一辆专列上，可是他命大，只有腿部受了伤。半年后，继承父业的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在东北军的内部争论中，张景惠倾向于“易帜”派，张学良便任命他出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景惠遭到日本人的监视，经人协调，日本人答应由他负责北满（即东省特别区）的治安。日本军方还要求他立刻表明立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张景惠以为：“如不表明态度，日军势必侵入北满，反不若借脱离中央之名保持北满，留待解决之为愈。”就在交出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电稿的第二天，张景惠派人去北平面见张学良，讲述了自己遭遇的一切。张学良指示：“须候中央解决，更令予继续维持现状。”然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并无解决东三省问题的迹象，使得张景惠在“维持现状”的路上最终愈走愈远……
“九·一八”事变过去半年后，日本关东军加紧了建立“满洲国”的筹划。1932 年初，包括张景惠在内的东三省四巨头（另外3 人分别是马占山、臧式毅和熙洽）决定在沈阳召集会议，商议“联省自治”的问题。当时，张景惠刚刚出任宣布“独立”的黑龙江省省长。事实上，日本人早已占领了东三省，他们只是想给自己的行动冠上一个名堂，便动员末代皇帝溥仪出山，也动员东北四巨头召开会议。“建国会议”召开了7 天，东三省随后通电宣布独立，“ 满洲国”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张景惠在这个新政权里出任的第一个职务是“参议府议长”。
接下来，留在东北“维持局面”并与日本人周旋的张景惠，一步步获得日本人的信任，最终被推上“国务总理大臣”的前台。日本人之所以选中张景惠，是因为他“是伪满政界的元老，投降派的巨头之一，擅得于人和，是个‘好好先生’”。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曾在电报中这样向裕仁天皇描述张景惠：“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mān hān），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
其实，张景惠主持的伪满国务院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的，张景惠有时也会考虑到是对国人有利的事情才去做。比如，伪满时期东三省的城市建设包括整个地下管网的布局和设计，在当时都是相当先进的。
在东京被炸之前，日本人的败相已露。张景惠看到了这一点，他并未与日本人“一心一德”，而是有自己的盘算。1944 年末，伪满汉奸们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法奸被惩罚的消息，感同身受，忧心忡忡，唯有张景惠不动声色，依然如故。原来，他与蒋介石早有密约，所以心中有恃无恐。所谓“密约”，是指“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派人面谕张景惠，要他善自敷衍日本，以图后事等等，即所谓“曲线救国”。但是他没有料到，这一切到头来都成了泡影。
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4 天，张景惠与溥仪等人从“新京”（长春）搭列车逃往了通化大栗子沟。但是8 月17 日晚，他又以收拾残局为由返回“新京”，组织“治安维持会”。这位在乱世中起家的枭雄，这一次错估了形势，未能化险为夷。不久，他和溥仪等人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1950 年，苏联政府将伪满战犯移交中国，之后，他们被关押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
经过多年的改造后，1955 年，张景惠在他的笔供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自我悔悟和辩白的话：“回想（“九·一八”事变后）与板垣参谋会谈时，想到日本侵略东北之蓄意已久，此次事件无论将来由何方进行交涉，均难轻易得到解决，如使更有借口侵入北满，则事件既属扩大，解决将更棘手，是即告以负责维持北满之初心。其后，中央过问国联（国际联盟），（张）学良迟迟不决，环境状况日非，日方威逼更甚，不得已乃思成立过渡到政务（行政）委员会以行敷衍。如是，既可摆脱当前困难，更为将来进行交涉留些余裕。孰意日寇胸有别谋，预布诡计，昏聩如予，其能逃其术策！追思往事，言之痛心。总之，予之重大过失，均系昏聩无能所致，而决非甘心背国也。”
1957（或1959）年1 月，张景惠病亡于抚顺战犯管理所。(韩福东/文)

中国近代汉奸耆英

耆英(1790—1858)，满族，爱新觉罗氏，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

1838年，他任盛京将军。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

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因擅自回京，咸丰帝令其自尽。